在控制好国内金融泡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时机，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投资与贸易扩大自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重塑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国际体系。

　　英国公投，多数民众选择脱欧；美国选民顶着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们的压力，选举从未涉足过政坛的商人特朗普为美国新一任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说明了什么？发达国家的民众为何变得如此“不理智”？

　　其实，在表面的“政治危机”下面，隐藏的是一股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怨气。这些怨气开始传染到政治领域，可能会迅速地传导至经济及贸易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需要认真梳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以利于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无论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指数看，还是从跨国投资的指数看，全球化都在退步。直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全球经济总量（GDP）的增长速度，有时甚至是经济增长的2倍多。但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却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样，危机前跨境私人投资的增长很快，但近些年跨境投资的速度一路下滑。

　　与此同时，全球化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的众矢之的。欧美各国政坛上新崛起的政治新秀都拿全球化说事，把全球化当“替罪羊”。2016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不断把贸易自由化当作攻击对象，把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过错全部推到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身上。

　　其实，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从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找到未来的增长点。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不断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效果越来越弱，宏观经济政策效益递减明显。

　　美联储已经使用了几轮量化宽松，利率一直维持在零左右。欧洲中央银行及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如英国、瑞士、丹麦等国的央行都在使用负利率。日本央行也在多轮量化宽松后开始实行负利率。发达国家的债务在金融危机后迅速攀升，使得这些国家继续使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余地越来越小，货币政策成为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然而，从欧洲和日本使用负利率的情况看，刺激经济回升的作用不大，货币政策似乎“黔驴技穷”了。

　　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各国政府越来越求助于贸易保护主义和“重振制造业”计划，希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比如，奥巴马政府就想利用刺激经济计划，重振美国制造业，改善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衰落地位。奥巴马提出了跨太平洋的TPP与跨大西洋的TTIP方案，不仅想重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且想把新兴经济体排除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外。这种“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显然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特朗普虽然声称一上任就要取消TPP协定，但他在竞选中提出的退出北美自贸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议更加激进。取消TPP是否意味着美国向更大的贸易保守主义回归，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016年出现的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两个“黑天鹅”事件，凸显了美欧社会民众中极端主义情绪的上涨。这些极端主义情绪也被美欧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民众的极端主义情绪上涨反映出美欧社会近年来的一些变化。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争夺激烈的时代，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进入“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工薪酬与社会福利增长，是两个阵营竞争制度优越性的领域，谁也不敢怠慢。但80年代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在美英搞起了“新保守主义革命”，打垮了美英的工会，推行金融自由化。从那时开始，美欧的企业开始大量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在东亚国家投资，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之后的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则大大促进了这一过程，全球化一时蔚然成风。

　　全球化虽然使美欧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去工业化”之风。伴随着“去工业化”过程，大型企业与劳工在工资谈判中的实力大增，而劳工却失去了谈判的筹码。美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走得最快最远，以致到危机后，美国蓝领工人的平均薪酬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最高的时期。

　　“去工业化”造成了美欧国家贫富分配不均，在金融集团工作的人虽然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人群。过去，“中产阶级”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消费曾经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但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消费能力的下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失去了动力。

　　随着生产中心的转移，美欧等国家大量民众开始生活在不确定的变化中，他们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劳动技能老化，跟不上新的发展。在欧洲，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社会救助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而债务负担又成为政府无法利用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障碍。

　　与此同时，通讯信息的发展使技术转移比过去容易得多，新兴经济体掌握新技术的门槛降低，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缩短。从金融危机开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加快，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且，有些分析家认为，发达国家受到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困扰，未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会持续低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预言使发达国家深感受到了威胁。

　　在发达国家，互联网、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自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控制能力。久而久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开始变化，他们指责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掌握资本的人群有利，对其他民众不利，“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的崛起就代表了这部分声音，而2016年特朗普更是靠煽动这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当选了美国总统。

　　不仅在美国，欧洲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逐渐发酵，反映为极端思想的崛起和持极端观念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最近几年，随着“难民危机”，从世界各地流向欧洲的移民激增，激发了欧洲人回归民族主义、回归国家主权的热情。各种民意调查表明，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民意在迅速萎缩，而要求回归国家主权的民意在迅速上升。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不出几年，欧洲主要国家内极右翼政治家上全可能。

　　“逆全球化”的发展，无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政治生态的极端化使任何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都无法出台。相反，越是鼓吹极端政策的政治家越有可能受到民众关注，他们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当政的政府官员受到巨大掣肘。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把近些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为“大停滞”。

　　美国经济被称为逐渐走出停滞的最好经济体，在西方有“一枝独秀”之称。然而，即使在美国，经济复苏也主要靠股票市场的回升，而股票市场的回升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泡沫。从企业赢利情况来看，大部分美国企业的利润都没有上升。美国的就业回升也主要靠零售业等服务业的招工，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没有明显好转，说明“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计划并不成功。美国股市之所以好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的零利率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了人们在股市上投资的热情。前些年，美元汇率低迷，资源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美国企业都去争相开发页岩气和页岩油。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页岩气这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的技术却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一时间与页岩气有关的公司债券与股票泛滥。

　　然而，随着能源供给的增加，需求却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而显得不足，投机能源的生意很快就要走到尽头。特别是，美联储实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已近10年，无论如何也该进入下一个加息周期了。如果再拖延下去，别说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许多靠“吃固定利息收益”的养老基金等社会福利基金就要撑不下去了，因为它们投资的国债等年收益率只有1%多一点，根本无法支付它们的开支。美联储加息，投资成本就会上升，资本就会离开资源市场，能源价格就会继续下滑，靠页岩气等垃圾债券撑起来的股市泡沫就会破裂，美国就可能进入新一轮衰退。

　　发达国家发行的都是硬通货。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实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先是量化宽松，进而又执行负利率。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而由于新兴经济体前些年增长迅猛，成为发达国家企业投资的目的地。新兴经济体本身的企业也参与了借廉价外汇债务、返回本国投资的套利活动。大量“热钱”流向新兴经济体国家，推进了这些市场上的资产泡沫形成，造成一种疯狂的追涨资产投资的气氛。

　　然而，当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后，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要转向，大量资本回流美国，追逐证券类资产，资源的价格暴跌。新兴经济体中有好多国家是资源出口国，它们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巴西、南非、俄罗斯都经历了几乎可以被称为货币危机的汇率大贬值，造成了通货膨胀高企，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巴西的经济困难甚至演化成了政治危机。

　　笔者认为，全球化的逆转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他欧洲国家极端政治人物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这些人物都反对贸易自由化，反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最初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他们逆全球化而动，必将会影响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但是，发达国家掌握工业制造诀窍的年代早已过去，“逆全球化”无助于它们“重振制造业”，无法改善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利处境。

　　比如，联合国按照制造业的不同标准，把工业制造分成了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所有的大类、小类都齐全。这使得制造企业在中国可以轻易完成各种配套工作，找到各种配套产品零部件，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优势使中国制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吸引更多的创新型工业企业投资。

　　如果发达国家中更为激进的政治家陆续上台，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会上升，战争的威胁会增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的威胁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深化。一战与二战前，世界经济都曾发生过大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8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出危机的困扰。因此，我们必须对未来政治的极端化有所准备。

　　此外，发达国家执行了近10年的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对现行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了分歧。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在执行负利率政策。这些货币政策差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

　　特朗普竞选时曾允诺，当选后要加大政府开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减少广大中产阶级的赋税，以刺激他们更多地消费。这些预期，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促使美元汇率一路上扬。但美国的政府债务已近20万亿美元，将来美联储每提高0.25个百分点的利率，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要多出500亿美元。如此下去，强势美元一定会导致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加大财政赤字，双重赤字很快就会引发新的债务危机。

　　我国要未雨绸缪，做好应战准备；同时也不能过快拆掉“资本管制”这个我们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以防止新的债务危机冲垮我国资本市场。

　　我们应借助当前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这些国家新的工业化和中产阶级成长带来的市场扩大机会，推动我国与这些地区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我们可以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密切合作，拯救全球经济合作框架，拯救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机构和机制。

　　在控制好国内金融泡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时机，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投资与贸易扩大自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重塑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