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主义需要深刻认识全球化，具体把握其实际发展过程，这不仅是因为在实践层面，社会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具有互动性，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而且即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全球化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经过20余年的讨论，国内学术界已就全球化的实际存在、本质特征、历史进程等达成共识，但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分歧，尤其在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有些人甚至是“门外汉”。如何进一步消除分歧，如何使更多的研究者具有全球化的认识视野或方法，将成为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进入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球化实质上是指人类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推动下，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历史过程。说得更明白一些，社会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化”，也就是指原本分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本属于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增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共同意识、共同行动的日益增多。

　　对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势必涉及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的联系与区别。在全球化问题出现以后，有人将之完全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国外也有相类似的认识。在全球化与一体化关系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当前全球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努力以新自由主义方式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政治企图，但同时也应注意在理论与事实二者之间的相通与不同。

　　与全球化一样，我们既可以将一体化当作一个过程来认识，同时它又能够作为目标状态存在。值得指出的是下述两点：第一，全面一体化能够在地区范围成为现实，而全球化则必须具备全球性质；第二，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全球化完全能够长期存在，而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必然与政治决定相联系。后者根本上由一体化的上述共同意识和制度两方面特性所决定。从现实来看，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削弱或让渡，这也是在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职能面临挑战的根本原因。

　　借助以上分析，在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关系问题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全球一体化理应是一个世界性整体发展概念，即包括区域性、民族性经济、政治、文化差别具有决定意义的缩小和通过“普遍交往”所实现的各种矛盾的缓和（当然决不是同时也不可能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国家之间就不存在差距和矛盾），因而在目标层面，全球化的结果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其次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能够在局部范围和部分领域存在的一体化又构成整个全球化进程具有实质意义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国际主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因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但是，国际主义其实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联合阶段性的条件与结果，社会主义或在本质上是全球主义。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化推动国际主义的成长，那么，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使全球主义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导性趋势。

　　在世界范围，现代性大致萌发于十五、六世纪，即主要由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哥伦布环球航行和德国宗教改革所肇始。随着工业主义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科学革命对于改变人类生活面貌、推动社会变迁起到特殊的巨大力量，人们的心理态度、时空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现代性”成为社会特征和基本属性。就其国内变革而言，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推动社会从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即现代化；而对世界的影响，则是交往的扩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力量的无孔不入和现代性的全球扩散，推动人类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形式、范围及方式、结果等发生重大变化。

　　在国内外有关全球化问题讨论中，还经常有人列举一些当下正不断发生着的事实作为“证据”，以否定全球化。例如，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张扬，兴起，日益扩大化的南北矛盾，国家间经济、政治利益的尖锐对立以及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等等。殊不知深刻的矛盾性是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现象的尖锐与普遍化正是全球化迅速向前推进的典型状态。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近代以来民族间交往性质的改变与流量的增大紧密联系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使不同民族间经济上的联系与交往发展到不可或缺的程度，但与此同时，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又使得拥有独立主权、完整领土概念的民族国家成为必要。当民族的联系和交往成为广泛发生于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有意识行为时，全球化就真正开始走出原初状态而成为现实的历史过程。所以，人类的整个全球化历史始终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

　　全球化过程的内在矛盾性还在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现代化起源于西欧，发展到19世纪后期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潮流。在当今世界，即使最保守的文明区，也不再全盘拒绝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各种物质生活方面的享受。现代化有其共同规律性或普遍性的内容，例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由个性等，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开始现代化，或迟或早都必须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并努力取得成就。各民族现代化普遍规律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共同基础。然而，在一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又总是不同程度地带有自己的模式特点。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和影响。现代化有早发内生型（西欧与北美）与后发外生型（例如广大非西方国家）之区别，更不用说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无可避免地会受其文化传统的制约与作用。因而，世界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方式等必然丰富多彩。取其大者，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即使在同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条件下，也还会在体制、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英美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由于“强政府”特征，甚至被一些研究者拒绝归入资本主义类型。世界现代化的共同性在增强，但同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现代化的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由此决定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必然是长期、客观存在的，无论多么不可理喻，但这却是合理并且有益于人类进步的。

　　国外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东西方冷战曾经造成全球化的“中断”，例如美国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在著作中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连续“重击”下，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全球化都发生了断裂；二战后，这种断裂发展为正式分裂，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如前文所述，由现代性推动的全球化存在不可逆性，在总体趋势上，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总是推动全球化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世界现代化为动力，只要这两方面还在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化的中断或者当下有人提出的倒退现象。在这一长达70余年的时间段，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大发展时期。即使在此期间的苏联也并没有完全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如果仅仅将全球化理解为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弗里德曼的观点），那么可以说，二战结束后“全球化”的确表现出所谓的“中断”。然而，事实上结束的只是在以往历史中始终以欧洲霸权为中心的全球化，和以单向性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全球化。

　　20世纪中叶，欧洲列强似乎在形式上又退回到500年前开始向外扩张的地理起点，但实际上他们的与工业化、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及运行体制却没有在世界范围丧失生命力。二战后真正盛行并改变了世界和历史的，是民族主义及其指导下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不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真正值得记取的或许是下述两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历史前提、发展水平及时代背景的关系，也远未达到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高度。这是我们在分析全球化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关系时，理应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第二，如果我们注意到1989年以后的全球化又再次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特征，那么将弗里德曼的所谓“中断”理解为“过渡”更为确切。因为这期间：一是以非殖民化运动宣告了以往历史时期主要以欧洲为原点、单向度推进全球化的终结；二是真正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形成了对“历史”资本主义全球神话的颠覆；三是全球性问题开始出现，例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和宗教矛盾、全球环境污染、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等等。

　　冷战期间，西方以往始终绝对保持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的挑战，然而其文化却随着收音机、电视、卫星通讯的普及而或堂而皇之、或改头换面地横扫整个世界。衰落中潜伏着新的崛起，成功中却埋藏着失败。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对抗的特点之一。这一时期开始之时，人类面临一个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的死亡和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诞生。而这个时期的结束又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胜利”为标志。然而，全球化的新阶段却又已经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验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