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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中国制度性开放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余浩教授IPP未来论坛“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演讲，题为《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看新质生产力》。

　　蒋余浩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双重不确定性”，需要营建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来加以应对，不轻易压抑某个产业路线的发展，而是应让其在市场环境中接受检验。

　　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盲目追求“先进”的技术和产业，需结合治理变革，使多方参与决策，避免技术决定论。‍

　　从全球发展新趋势来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一个应对当前问题的政策，更是一个包涵了对此前全球化发展过程深刻理解的理论概念。在中国政策语境下，新质生产力经历了几个关键时间段的提出和系统性表述。

　　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思考，作为政策研究者和学习者，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落地，以及需要明确要回答的那些关键问题。

　　正如郑永年老师在今天上午的演讲中提到的，从科技革命产生的新技术不一定能够立即进入社会经济生活，不一定能引发经济增长，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总结成“双重不确定性”：

　　一是，即便国家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仍未必能产生预期的新技术。日本在80年代曾投入巨资研发第五代计算机，几年以后宣部计划失败。

　　二是，即便形成了科技成果，甚至得到了一定应用，也未必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刚才中山大学周燕老师提到，英伟达公司在过去十几年中经历了大量亏损，近期才实现盈利，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偶然因素，对企业来说，需要持续大量的投入。

　　“双重不确定性”表明新技术的产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同样存在不确定性，不是仅仅要求技术进步就可以解决的。

　　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当时那些技术发明，如蒸汽机，其成熟的科学原理都是几十年前被发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并不是先发现了科学原理，后有了科学原理的应用——也就是发明，这么一个线性过程。

　　比如说，早在1670年代，法裔英国物理学家Denis Papin已经创造了一台模型蒸汽机，但他的这个发明还不具备实践应用的价值；

　　1712年，Thomas Newcomen在Papin模型机的基础上，发明了供矿井排水系统使用的蒸汽机，才是第一台有实践价值的发明，但仍不具备广泛应用的功能；

　　之后的James Watt提升了蒸汽机的热效率，大幅改进了Newcomen的发明。然而，直到1800年，Watt发明专利到期的时候，蒸汽机的热效率不超过5%，产生的功率不过15马力，很难有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

　　在那以后，随着热力学发展起来，提高蒸汽机的功率在科学原理上获得突破，同时加上更轻更耐用的材料被创造出来，才在1840年后发明出来高压蒸汽机，从而进一步改变了当时的许多生产生活方式。

　　电灯的应用普及也是漫长的过程。19世纪，Humphry Davy发明了电弧灯，但应用非常有限。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实用的白炽灯泡，提高了电灯的效率和寿命。伴随着电力和输电技术的成熟，电灯的应用才开始广泛。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认识到“双重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就是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克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即仅仅把着眼点和资源投注到技术本身，甚至盲目推崇所谓“先进”技术。

　　近年来中美冲突对科技创新领域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技术决定论的趋向，即单纯从技术角度解释世界发展。例如，将世界发展线性地解释为几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所推动，忽略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因素。

　　实际上，在一方面，技术只是众多推动因素之一，包括制度体制、人际交往、文化等，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另一方面，同一种科学原理的应用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由此能产生出不同的发明产品，导致不同的经济社会后果。

　　我们如今在讨论人工智能时，容易出现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这两种极端观点，认为人工智能要么带来更好状态，要么消灭大量工作岗位。

　　然而，一方面，并不是技术本身就直接导致某种结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性，并不是某种固定的发展模式。

　　AI可能会与其他技术（如区块链、物联网、量子计算等）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生态系统。这种技术融合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 图源：新华社

　　我们理解了“双重不确定性”，理解了不同的技术路线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能够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一些公共政策领域的见解：第一，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应该聚集于维护“产业多样性”。

　　我们现在某些已经提出，要支持“多技术路线平行探索”，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不能轻易压抑某个产业路线的发展，而是应让其在市场环境中接受检验。这是因为“双重不确定性”的存在，决定了不能指望政府不计成本地投入，就可以换回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现在有研究指出，当年日本政府如果更加大力度投入，则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有可能成功。但是，财政的钱不可能这样来使用，“政府不计成本地投入”最多只能限制在少数几个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领域，不能以此来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日本实施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期间，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市场上涌现出大量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和创新的软件工具。

　　就这一点而言，营造一个高度发达的活跃的市场，十分重要，这样才具备充分的“实验性”。

　　第二，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还得考虑支持一些当前市场可能忽略的技术路线，通过支持一些更多样的市场需求，来调整科技的创新方向。比如现在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就是用产业指引的方式来吸引科技公司开发对老龄人口更便利更实用的技术产品。

　　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有着发展极不均衡的许多区域，有着门类极其完整的工业部类，如何能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整体提升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轻易以“先进”技术之名来淘汰即有的企业——当然也必须考虑即有产业的降本提质问题，是用“反技术决定论”来思考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求。

　　总之，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当牢记人一再指出的“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追求“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因为“先进”的技术能否带来“先进”的产业、新的产业能否带来经济增长，都是不确定性的。

　　而且，我们要克服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两个极端立场，“反技术决定论”告诉我们，在很多领域，是有可能创造出对该领域多数人、多数生产方式都更有帮助的新技术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

　　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传统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份额在下降。这是当前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政治经济学根源，Richard Baldwin教授2016年的著作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

　　从航海大时代开始到1800年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了亚洲以及其他中东地区上千年积攒还要多的财富，但是全球财富占有的份额在1990年开始下降，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占全球的财富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份额在下降。

　　中国在全球化制造业份额里不断上升，和中国一起上升的还包括韩国、新加坡等六个新兴经济体，而在上升过程中，中国获得的份额相应来说更多一点，这个世界处于这样的变化当中，这种变化不是刚才讲的线性技术发展过程可以解释的，如果技术线性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变化，就没办法去解释当中的不同变化。

　　这一变化不是线性技术发展观、技术决定论所能解释的，比如，其中还涉及模块化生产革命这些导致全球分工发生变化的因素。

　　全球价值链形成过程中，出现了“微笑曲线”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引用的“大象鼻子”效应，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如Thomas Piketty的数据揭示的，富裕阶层更加富裕，最贫困阶层的收入也有所提升，而中间阶层和未参与全球价值链形成过程的人群收入下降。

　　从全球化面临的这些深刻问题入手，我们看待当前出现的如中美冲突、西方民粹政治抬头等等变化，也不能仅局限于所谓大国博弈这个角度。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大国博弈不重要，或不是事实，而是说，仅关注所谓大的、精英层的层面，就无法思考更需要应对的基础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即使形成了对华的政治共识，他们也难以解决其内部的不均衡问题和分裂问题；而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即使学会了美国吸引全球顶级科技人才的教育、人才体系、研发体系和资本体系，也实现不了中国这个有着庞大人口、区域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的现代化、共同富裕。

　　总结一下：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必须结合治理变革，使政府、企业、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以哪种前沿技术和如何进行治理变革才能产生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盲目追求“先进”技术本身。

　　要实现这样的探讨，政府必须为产业界、为中小企业、为普通工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发声渠道，共同维护“产业多样性”和“技术路线多样性”，以市场的实验性为未来的更多发展可能性做保障。

　　我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还需要多从其他国家的政策争议和理论争辩中学习。比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治理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但是以怎样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多样性呢？

　　目前，美国法律界、产业界和政策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反思，比如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这样的互联网研究先驱强调不能仅由产业界、科技巨头来定义AI的发展方向，必须有不同的力量参与进去共同起作用，他对相关制度设计的思考、对互联网合作主义的推进，值得我们重视。

　　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是网络政治经济学的知名学者。其著作《富足的网络》（The Wealth of Networks）中阐述了通过去中心化的网络技术促进创新和知识的共享的发展道路。图源：新华社

　　MIT有经济学家强调，不是简单主张技术能不能取代人，而是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时代是否需要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由此再来思考如何创造能满足更好工作机会的AI。

　　因此，创造一个更好的AI，这个问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创造更好的、能满足人的工作需求的技术。我们要从这些思考中学习，因为这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义。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非常重要，在理论上，探索落实这个要点的努力，就是实现Richard Baldwin书里揭示的前景：从之前的大雁模式演化到椋鸟模式，即从亦步亦趋向着多点开花发展。

　　Richard Baldwin 在《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解绑”的概念，分别是信息通信等技术革命带来的三种分离成本（运输、通信和面对面互动）的降低。 图为椋鸟群。

　　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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