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下，如何填平全球发展鸿沟，后发国家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以及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成为备受国际关注的问题。对于“全球南方”成员最集中的非洲来说，这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作为一个正面成功案例，不少观察人士很自然地联想到东亚地区，并且试图梳理非洲可从东亚发展中借鉴哪些经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经历了长足发展，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到“亚洲四小龙”腾飞，从中国取得非凡发展成就到东盟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热土”，东亚地区以某种梯队形的经济发展态势缔造了“东亚奇迹”。但对何谓“东亚经验”，学界和政策界目前尚无统一或“权威”说法。在政治经济学等社会人文学科层面，围绕“东亚经验”“东亚模式”存在诸多观点。有学者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也有学者立足于东亚儒家文化传统作出阐释，还有学者从民族特性、资源禀赋、地缘政治等不同角度作出分析。但无疑，对于东亚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制度各异、历史文化传统多样、民族宗教信仰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参差的地区，很难用一种模式或经验来概括整个地区的发展。况且非洲大陆与东亚地区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也有着巨大差异，照搬“东亚经验”显然不具现实可行性。但从相对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可资非洲借鉴的“东亚经验”或应涵盖价值观和制度、产业发展和改革、区域统合和治理等方面。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要积极探索“自主发展”道路。上世纪90年代，在总结“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时，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亚洲价值观”，主张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价值观行事，更不应把西方制度强加给亚洲人民。换而言之，“东亚经验”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每个国家都应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出发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过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致循蹈了这一逻辑，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映照着这样的坚持，现在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就非洲而言，一些国家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还未能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要么是受西方殖民统治历史的羁绊，要么就是简单复制了脱离当地实际的西方民主制度，造成水土不服。诚然，要实现自主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重要前提条件，在帮助非洲一些国家实现部落和解、化解民族冲突，打击和极端主义，推广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国际社会还需作出更大努力。在产业发展和改革层面，要努力建立“自立型”发展模式。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但在西方推动的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叙事下，非洲有成为大国资源争夺“狩猎场”的危险。非洲国家首先需要建立有效机制来管理资源开采和收益分配，另外还需减少对单一资源出口的依赖，通过大力吸引外资和国际技术合作来发展资源加工和矿物精炼等产业，借此推动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的多元化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东非内陆国家卢旺达的经济成功案例引发全球关注，其经验可总结为在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大力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确立以现代服务业为导向的知识型经济发展目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积极吸引外资。这种发展路径与东亚国家有相似之处，也为其他非洲国家作出有益的先行尝试。在区域统合和治理层面，“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后期“雁行模式”下的产业分工和梯度转移，以及随后区域一体化的长足发展，由此实现了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东亚区域合作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超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宗教文化传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的“10+1”“10+3”合作、中日韩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地区国家克服了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的羁绊。至少在地理条件上，非洲国家同处一个大陆，更是命运天然相连，为此理应发挥非盟的领导作用，推动地区国家在互联互通、政策协调和自贸区建设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9月初在北京举行。经过多年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相信峰会将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并将推动国际社会为支持非洲实现独立自主发展采取更多积极行动。（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原文载《环球时报》2024年8月19日）